16年首夺亚洲冠军、三连逆转的神奇大戏、与中国男足完全不同的比赛过程和结果、中国体育报道史上罕见的露天视频通话连线……
不过，对于更广泛的受众来说，中国女足或许仍然是一个“胜利”与“冠军”结合在一起的抽象概念。 关于女足，以下是你可能最关心的8个问题，以及背后所体现的女足变化。
Q1：女足运动员的收入从何而来？
这应该是今天讨论最多的话题了。
收入可分为两部分：日常收入+比赛奖金。
中国女足夺得亚洲杯冠军后，明确了比赛的奖金。 除了亚足联发言人此前透露的1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636万元）冠军奖金外，中国队官方合作伙伴蒙牛乳业宣布为女足提供1000万元现金奖励，支付宝宣布奖励现金1000万元。 （球员）+300万元（教练组）奖金。
显然，这是一大笔钱。
除了这笔巨款之外，女队员们每天的收入是多少？
整体可以分为三部分：体育局的底薪和奖金+国家队补贴+俱乐部比赛奖金收入。
其中，“体育局底薪及奖金”较为特殊。 毕竟中国男足球员没有这部分收入。 但在没有奖金的情况下（通常来自全运会等比赛），体制内的底薪可以理解为比较普通。
在“国家队补贴”部分，根据中国足协2020年5月发布的《10年10亿女足扶持计划首年资金使用说明》，2019年共使用2000万元对于“国家队和各级球员”。 “激励保障计划”，包括各类女足比赛奖励计划、女足运动员各类培训补贴等项目。
也就是说，2019年女足国家队球员从国家队获得的平均补贴收入可以用“十万”这个数量级单位来衡量。 不过，由于中国足协尚未公布2020年《声明》，在没有进一步采访或公开信息的情况下，严格无法判断这部分收入在2020年和2021年是否会受到影响。
至于“俱乐部比赛奖金收入”部分，由于没有公开数据，也没有采访球员本人，所以我们选择采取迂回的方式，通过比较俱乐部的投入来计算。
Q2：女足俱乐部的生存状况如何？
关于这个问题，没有太多可靠的公开信息和具体数据。 我们找到了国际足联2021年5月发布的题为《FIFA-女足》的报道，以及《中国新闻联播》2021年2月对北京女足的媒体报道。
第一份报告的统计周期为疫情发生前的2019赛季，可以提取出两条关键信息：
1、俱乐部平均年收入为11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00万元），其中46%算作“赞助”，26%算作“协会”，22%算作“赞助”。被视为来自“其他”；
2、总支出的56%用于球员工资。
报告截图（注：国际足联在本报告后半部分单独用文字说明统计收入数据来自2019-20/2019赛季）
在第二条新闻报道中，采访发生在2021年初。报道称：
”于云（北京女足主教练）算了一笔账，有了北京女足，除去其他运营费用，如果给球队投入1500万，就可以保持女超前6的位置。投资2500万到3000万，就是前3个配置。”
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1、对比两项数据可以看出，即使在疫情之后，女超俱乐部的投入也远高于2019赛季的平均收入（注：2019年女超联赛共有8支球队） 2019赛季，2020赛季将扩大至10支球队）；
2、如果按照2019赛季的投入比例（56%）计算，女超排名前六的俱乐部每个赛季在球员工资上的支出在840万元至1680万元之间。 那么每个玩家的平均收入基本上可以用“十万”为单位来表示。
Q3：那么女足现在还“过着苦日子”吗？
当然不是。
根据前面的内容，再次将女足运动员的三项收入相加：
体育局底薪奖金（基础）+国家队补贴（10万左右）+俱乐部比赛奖金收入（10万左右）
我们基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国家队球员每天的年收入在几十万到百万之间。
收入高吗？ 至少不符合长期以来“女足工资低”的刻板印象。 这并不穷。
即使是没有进入国家联赛或者踢二级联赛的球员，也有系统内的底薪。 用一位前女足联赛（乙级）球员2020年7月告诉我们的话说：“工资足以支付我自己的开支，而且我的吃住都是和球队一起解决的。”
普通玩家也稳定。
Q4：那么女足是一个所谓的“国家体系”项目吗？
这里我不直接做出“是或否”的判断，而是举几个例子。
首先，如前所述，女足运动员要从体育局等体制内单位领取工资。
此外，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即使在疫情之后，女超俱乐部的支出仍然远高于疫情之前的收入。
为什么？
我们发现，2019年发布的一份《关于对《中国足协职业俱乐部准入规定》部分内容进行补充和调整的通知》规定，2020年中超联赛年度准入审核中，女足队伍建设将由“C级”改为“C级”。标准”（倡导性标准）升级为“A标准”（强制性标准）。
“没有女足的俱乐部将无法获得中超联赛的参赛资格。”
“申请入会的俱乐部必须保证对女足的财政投入。女超俱乐部每年的投入不得低于1500万元，不得超过3000万元。”
以上均为文档原文。
从结果来看，这份补充准入文件中的投资水平要求，或许已经“吓退”了不少原本打算接触女超球队的中超俱乐部投资者。
此外，中超球队还受到疫情和房地产震荡的双重打击。 目前，女超球队大部分由地方体育局接管。
在这样的情况下，最后的故事就出现了：
2021年，中国女足“奥运混合队”参加第十四届全运会并最终获得冠军。 据当时多家媒体报道，该队获得的金牌将按照成员情况分配到各省队的成绩中。
虽然这件事情本身就比较奇怪，但是如果当地政府真的每年在女足方面投入几千万，那么要求不正常的成绩也是情有可原的。
Q5：为什么短短六个月的时间里，奥运会和女足亚洲杯的反差如此之大？
除了在“奥运混合队”名单中失去战斗力（现效力英格兰女超的唐佳丽没有入选）之外，还有两个原因：比赛性质不同、整体表现不同。团队的状态。
首先，中国女足乃至整个亚洲女足的水平已经逐渐拉大与欧美顶尖水平的差距。
2019年法国女足世界杯（24队参赛），没有亚洲球队进入8强。2020年东京奥运会女足比赛（12队参赛），只有东道主日本队进入8强。
另外，由于西亚的社会原因，亚洲杯基本上是东亚三个国家（朝鲜这次没有参加）+澳大利亚的内部比赛。
因此，扩大到12支球队的亚洲杯和同样有12支球队参加的奥运会的难度根本不在一个级别上。
不过，奥运会三场丢17球，还是太夸张了。 这就引出了第二个原因：球员的整体状态。
本届亚洲杯给人最大的印象就是，虽然中国队整体踢球风格没有改变，但场上球员的“气质”与奥运会期间完全不同，与其他球队也有很大不同。在几天前的世预赛中……
我不太喜欢“斗志”这个形容。 我总觉得这让球员看起来太难了。 事实上，他们非常高兴和自信。 敢于在场上控球、拿球，不怕球丢在脚下。 你甚至可以很快忽略你所犯的错误，专注于下一个机会。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肖宇一攻入制胜球前的防守场景。 中国队刚刚利用后场的连续扑救和拦网，为韩国队化解了绝佳的机会。
这些自信和快乐最重要的来源就是现任主教练水青霞。
Q6：水中教练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最大的不同在于，她是中国女足历史上第一位“本土女专职女足教练”。
可以简单回顾一下此前中国女足的执教历史：
1、本土男女足球教练（2003年之前）：这是一开始的模式，也造就了那个时代铿锵玫瑰的辉煌。 这些男教练在执教女足国家队之前，就具备了带领本土女足的基础。
2、首位本土男足主帅（2003~2005年）：此阶段尝试让男足主帅（履历比较普通）直接接手女足国家队，战绩大幅下降。
3、外籍女足教练（2007~2008年）：中国女足首次尝试外籍教练，但两位教练均在2008年奥运会前离开）
4、回归本土男足教练（2011~2015年）：与上次使用男足教练不同，现阶段的两名男足教练属于“资历低但潜力大”类型。 不过，从她们后来的发展轨迹来看，执教女足的男足教练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是，他们很难真正把女足当作一项长期的职业。
5、外籍男女足球教练（2015~2018）：此阶段，中国女足在2015年世界杯和里约奥运会上的表现超出预期。 也可以认为这支女足亚洲杯冠军球队已经开始进入公众的视野。 。
6、第三次回归本土男足主帅（2018~2021年）：与前两次相比，此次更换的是一位在男足领域取得一定成绩的男足主帅。 但这也第三次证明，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做法。
最后回到“专职女足教练”。 除了业务层面的熟悉之外，最大的特点就是了解球员、热爱球员，也确实把这件事当成了一份长期的职业。 从个人角度来看，证明选择一名专职女足教练是多么重要。
Q7：中国男足有什么值得学习的地方吗？
总体来说几乎没有。 如上所述，总体管理和发展模式存在较大差异。
不过，从微观操作的角度来看，我们还是可以借鉴的，任命一个合适的主教练，不要给球队一些奇怪的目标和压力。
回顾男足12强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中国队换帅的时机和原因都非常不合适。 新任主教练几乎没有出线等明确且可操作的竞技目标。 如果唯一的要求就是不给某个游戏“添堵”，那么这种“过度激励”的结果往往会适得其反。
Q8：女足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从欧洲女足近年来取得的巨大进步来看，职业联赛显然是重要的推动力。
从2021-22赛季开始，天空电视台将为女足超级联赛支付1500万英镑（约合人民币1.27亿元）的媒体版权费；
从2022-23赛季开始，巴克莱银行冠名女足超级联赛（包装权包括女足足总杯）的总价为3000万英镑（三年总价）。
这是中国女足联赛（甚至疫情后的中超联赛）无法达到的收入水平。
不过，在国内市场化职业联赛尚未摸索出清晰盈利模式的环境下，倒逼女足联赛“加大投入”或许并不是唯一正确的答案。
据微博博主@中国海外球员消息统计：2021-22赛季，曾在海外联赛一线队效力过的女足运动员有唐嘉莉、杨淑慧、沉梦宇、沉梦露四人。
在国内联赛尚未探索出更好的发展模式的情况下，主动走出去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